【此文创作甚艰难，疏才浅学，功多而获少。若非维舟兄殷勤勉励，恐终将不敢自信而中止矣。谨以此篇为谢。:)】


熙宁之后，欧公仍然享受崇高的声望，但其实已经不能引领时代的主流。
细数同时代主要学术思想人物，其取向皆与欧公有所异同：刘敞与欧公有“学人”、“文人”之判和性情本末之争；司马温公与欧公同为史家，但温公自号“迂叟”，谨严简素、不事文饰，亦不以文名，与欧公的温润风流之风截然不同，著《潜虚》论阴阳奇偶、天地性气，与理学家在同一论辩领域之内，亦与欧公的绝不语“性与天道”截然不同；王荆公诗文大家，但以道自任而不以文为意，其“糅杂释老”而深造“道德性命之理”之“新学”与二程理学表面上对立而实则相反相成（此点前贤所论已多，不赘），在在皆与欧公南辕北辙；二程兄弟皆为嘉祐间进士，而欧、程集中似从未见相互交游之记录，盖欧公与二程气质不相类，思想旨趣亦无多交集，宜乎其无所往来，而二程开启的理学更是彻底脱离了欧公所代表的古文运动而进入宋学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并主导了从北宋末至南宋的思想主流。
经过这番简短的考查可以发现，欧公的学术思想与同时代和稍后诸贤的分歧有三个方面：一、文人和学人的对立：这一点表现在和刘敞的关系上，但刘敞所代表的考据倾向在宋学的后续发展中似乎不占重要位置，因此这一点在宋学的历史语境中也不是“主要矛盾”，只是在清代“汉学”复兴时才重新进入学者们的视野（《谈艺录》第五三：“阎百诗《困学纪闻笺》卷二十谓：‘盖代文人无过欧公，而学殖之陋，亦无过公。’傅青主以百诗为附和原父。要之欧公不得为学人也。”其他如赵翼、章学诚等清代学人多对欧公史学有所诟病）；二、是否深究“道德性命之理”：这一点上，欧公的学术立场似乎是孤立于时代的，荆公和二程自不待言，温公虽然对“世之高论竞为幽僻之语以欺人”深恶痛绝，但以《潜虚》观之，也并非绝不谈性理；三、对文学的态度：欧公极重视文学，他不仅视诗文为名山事业（晚年精心修订《居士集》可证），而且终生以文学为甄别人材的主要标准（这一点证据极多，兹不赘举），而如前所述，温公、荆公、二程对文学都不甚看重。
温公、荆公和二程基本代表了北宋后期的主要思想阵营，乃至奠定了南宋的思想格局，而其所取皆多与欧公不谐。考欧公晚年与之相交最契、而对后世的文化又有重要影响的，唯有眉山苏氏。
嘉祐元年秋，苏氏父子至京师，苏洵得张安道荐而见知于欧公，欧公“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叶梦得《避暑录话》），献其书于朝，“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欧公不仅激赏老苏的文章，对其人也极喜爱：

君之文博辩宏伟，读者悚然想见其人。既见，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与居愈久而愈可爱，间而出其所见，愈叩而愈无穷。呜呼！可谓纯明笃实之君子也。（《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

此等语非真情实感不能道也，由之可见欧公与老苏情谊之笃。
欧公对苏轼更有“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的激赏，而苏轼游于欧公门下十余年，对欧公亦终生持门生之谊，观东坡凡谈及欧公之文，敬爱尊重之情盖终身未尝稍减，而崇扬赞美之意也近乎无所保留，则其知遇之重和相得之深，亦可以想见也。
东坡《答舒焕书》中云：“欧阳公，天人也。恐未易过，非独不肖所不敢当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难，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复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为似之，或至以为过之，非狂则愚而已。”其推崇至斯，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是罕见的。
东坡继欧公之后为一代文宗，从某种意义上，实堪称欧公的衣钵心传（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记欧公语：“我老将休，付之斯文”）。东坡治学不如欧公，而思想上兼容释老、则比欧公有所扩充；其文章学术之风格范围虽有所异同，但放在宋代文化风习大变迁的背景，其延续性却更为明显。
概言之，北宋末，整个文化界有向哲学家（philosopher）和道德家（moralist）的内向性（inwardness）方向转变的大趋势（刘子健先生所谓“中国转向内在”），而东坡却更多的是继承了以欧公为代表的文人（homme de lettres）传统。
所谓文人，顾名思义，乃是对“文”（包括了文字、文学、文献）有一种执迷，表现为重视语言、修辞、文学，尊尚古典作品，如孔门的“游于艺”，亦如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实则中世纪已经存在）的人文主义（humanism）——其近世代表有白璧德、哈罗德·布卢姆；所谓文人传统，以私见尝试言之，即是：重博雅多闻而不重专深学术，重通识、常识（common sense）而厌繁琐饾饤（如韩愈所言“所志惟其意义，至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门户”——《谈艺录》第五三），在思想旨趣上，文人重具体（particulars）而不重抽象，以西哲语言之，即是对所谓“逻各斯”（Logos）的疏离——观西文中诸学科的命名可以见出其中的消息，如人种志（ethnography）与人种学（ethnology）、地理志（geography）与地质学（geology）之类，大凡以-logy结尾之学科即带有强烈“逻各斯”色彩，其重点在于从纷繁万象中抽绎出普遍的一般规律，而其最高体现即是柏拉图的理式（idea，古希腊语作eidos）；与之相反，“文人”的旨趣在于参差多态的经验，或者说经验之历时的、现象的、审美的维度，文学观照的是未经“逻各斯”化的原初呈现的殊相，因此文人无法割舍对特定时空下、个体目光中的此岸世界的眷恋，因此文人的精神世界是世俗性的、时间性的、多元的和发散的。
而理学家之最高命题“理一分殊”中被强调的其实是“理一”而不是“分殊”，所谓“理一”即“道体”，正是朱熹所谓欧公“有所阙”者。“道体”是最高的“逻各斯”，理学家们相信，把握到最高的道体，即自然能把握到分殊的万象，如程颢所言：“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因此，除存养道体之外，其他如吏事、学问、文章皆不足学，亦不必学。
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逐斥诗人一般，性理道德之学兴起后，文学即开始受到排挤。
治平元年，司马光即有《定夺贡院科场不用诗赋》，发罢诗赋取士之先声，同年又有《贡院乞逐路取人》，云“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德器识以弼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县……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济万事邪。”
欧公对此有针锋相对的反驳，其《论逐路取人札子》云：“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最号至公。…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则其数均。”
王荆公和司马温公是政治上的死敌，但在反对诗赋取士这一点上，意见却颇为一致。熙宁二年，荆公参政；三年，御试进士专以策，罢诗、赋、论三题；四年，更定贡举新制，罢诗赋，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论者以为“盖（荆公）平日之志也。”
苏轼对此政策坚决反对，其《论学校贡举状》曰：“议者欲以策论定贤愚能否，臣请有以质之，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億，使杨億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东坡继承了欧公对文学的肯定和对政事的强调，在他眼中，“新学”和理学中人盖多半为既不通文章又不娴政事的空谈家，而其所谓“迂阔矫诞之士”未必不包含对王安石本人的影射。
熙宁之后，经义与诗赋之争遂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课题，随着新旧两党的轮流执政，诗赋的地位也载沉载浮；绍圣之后，非但科举不用诗赋，甚至社会上传习诗赋也被禁止（后来甚至连史学也被禁）；造成的后果就是文学水平（乃至一般知识水平）的普遍下降——“崇、观间，尚王氏经学，风雅几废绝”（详见祝尚书《论北宋科举改制的异变与南宋文学走向》）。
东坡《答张文潜书》中对此现象有精到的分析：“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愚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这种学术风气的转变固然是政治压制下的变态，但也与理学的兴起相为表里——虽然理学之士在政治上多与王安石“新党”站在对立面，但在尊德性还是道问学这一问题上，两者的观点其实颇为接近。
南宋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云：“往三十年时，亮初有识知，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自道德性命之学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转引自邓广铭《略谈宋学》）
关于陈亮所谓“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在邓小南的《祖宗之法》可以找到对其渊源的分析：邓先生论及士大夫如何在五代艰难时世中被迫从晚唐的靡靡之风中奋起，调整自身“能力结构”、提高实际政务能力以求生存；这一传统被北宋士大夫所继承，如胡安定（瑗）教学开经义、治事两科，治事包括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非常注重实际。
庆历、皇祐间，范仲淹等人振起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提出新的政治理想，于是这种对政事能力的重视获得更高尚的目的（即余英时先生所谓“重建秩序”）。而欧阳修等人则同时在文学上将晚唐以来的绮靡旧习一变而为务实平易的新文风，以适应表达新的思想内容——这种新思想内容表面上是回归到“三代”，实则是宋代士大夫的一种新的政治和人生理想。
范、欧这一代人以政事与文章为士大夫“润身”、“及物”的主要途径，其毕生的皈依也大致止于此。而熙宁之后，风气再变，道德性命之学兴起，政事和文学遂降为道德性命之赘疣，后世道学家不屑于文章，亦不究心于吏治，一归于正心诚意；从学理-哲理上讲，从初期宋学到理学自然是一大推进，而落实到现实层面上，却反而造成一种退缩——南宋理学盛行后，道学中人多不谙文学，而其论政治又简单化地一归于人主心术，于是在士大夫高标理想的同时，实际政务却往往落入无理想的职业官僚手中。这就是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吧。
理学家好讲道统，以上接周孔自任，而实则性理之学多自战国乃至汉代思想（孟子、中庸等）中化出，且与释老相融合，而反与孔子之不言性与天道相去远矣。按孔门四科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德行虽为至尊，但其它科目亦不可或缺，而理学则一偏于德行，此岂非“过犹不及”乎？
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吾观欧公及欧公一代人似足以当此，其取向多元、发展均衡，其所论虽不如后世道学家精微，然而皆平易可行、名实相符，有一种刚健笃实的经验主义（empirism）精神，而与后世道学家之理念主义（idealism）大不相同。
南宋周必大《苏魏公文集序》云“至和、嘉祐中，文章尔雅，议论平正，本朝极盛时也。”诚哉斯言！


关于文学的语境，值得一谈的大概有三个层次。

在第一层次上，文学依赖于文本之外的语境。
到此为止，“纯”的文学还不存在。
大多数中世纪的东方文学都是应酬性的，这一点适用于从阿拉伯到中国的整个亚洲大陆——或许印度除外。对一位古代阿拉伯或波斯诗人来说，诗歌是展示修辞、雄辩、机敏、超凡的记忆力和词汇储备的机会，同样的，在古代中国，能在短时间内草就一篇文采斐然的皇家典雅公文也被看成是文学才华的高超体现。
把l'art pour l'art（为艺术而艺术）当为天经地义的读者（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一种十九世纪欧洲的文学观），自然会被中国古代文集的编排激怒，因为他将无法理解在一部诗人的文集为什么同时也会收入他撰写的政府公文或墓志铭——后者经常是为钱而作。
和绝大多数现代诗歌在实质上都是“无题”相反，绝大多数古典诗歌都有一个内容非常特定的标题，它说明诗歌创作的契机和用途（包括：送别、酬唱、答谢、悼念，或者干脆代替通信），也就是说，诗歌有一个外在于自身的目的，从而，指向一个外在于自身的语境。
除了少数巅峰之作以外，要学会享受阅读古典文学——或者说，合乎其本质地理解古典文学，就要求读者掌握外在于古典文学的语境，即：古典社会和古典世界。
于是，从根本上就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把古典诗人看成是某几首直接打动现代读者的巅峰杰作的作者，另一种看法是把他/她看作其全部作品的整体（corpus）的作者。两种看法各自成立，又相互无法取代。
其中第二种看法与我们所谈到层次有关，在这个层次上，关于作者的时代、生平和社会背景我们知道得越多、在作品和环境、以及在作品与作品之间建立的联系越多，也就是说，对语境掌握越多，则我们对作品的理解越多——理解的标志是：我们慢慢学会享受整体而不是局部，亦即：最终，我们从读诗转变为读世和读人。
把古典文学对语境的依赖仅仅看成是一种缺陷，这或许是犯了范型上的错误。
事实上，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差异并不在于后者中庸作的比例更高，而是后者对庸作的容忍度更高，其原因是取向上的根本差异：现代文学中每一个作品都试图作为孤立的个体去获得其价值，因此，当单个作品无法企及某个特定的高度时，它就变得毫无意义。

第二层次的作品创造它的语境。
完整地携带着由它自己亲自创造的语境的作品，我倾向于用法文词oeuvre来表示——在此我实际上是受了马拉美的Le Livre（“书” ）这一理念的启示。
对我来说，oeuvre带有强烈的柏拉图色彩，它意味着清晰的、不容置疑的独立性、独特性和完整性；它是自在自足的；它不是多，而是一。
如果说corpus指向它外面的一个历史世界的话，那么oeuvre就自身构成一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相对于历史而言是超然的。
自身构成世界几乎是任何一部经典长篇小说必备的品质：为了理解它们，我们除了最一般的语言理解力和生活体验以外几乎不需要任何更多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诸如一个普通的中国小学生能被荷马史诗深深吸引这样稀松平常的事情就会变成一个无法解释的奇迹了。
当然，我并不否认对诸如《红楼梦》或《罪与罚》这一类小说的学术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我们对作品的认识，但我很怀疑，这种加深了的知识是否真的有助于提高审美体验的强度。
事实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或许关于文学经典的学究研究本质上反倒是一种阅读之后的剩余行为：它从人们对经典的热爱中汲取能量，而它任务却是让这种能量冷却下来——就像刚和热恋中的情人告别（不是永别）的人用翻筋斗的方式来发泄心中遏止不住的喜悦？
另一种解释是：由于不知道怎么表达那较高层次的东西，又忍不住想要有所表达，于是不得不转而谈论那次一级的东西？不过，这样做的缺点是，相应的，被谈论者也就被降低为次一级的事物——就像红学家们把《红楼梦》从文学降低为文献一样。
我想澄清一点，这么说并不意味作品是凭空地创造世界——它当然得从历史的、文化的外在语境中汲取材料。
但是，真正的创造必然意味着对材料的超越，因此，在我看来，说《红楼梦》是“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并非赞美，而是一种愚蠢的贬低——与其说《红楼梦》总结了古典文化，毋宁说它创造一个属于它自身的、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化。
像“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这样的头衔不如赠予《野叟曝言》这类炫学的二流小说， 而《红楼梦》的世界却只存在于Le Livre之中。

哈罗德·布卢姆的《西方正典》中的一段话讲述了第三个层次：文本烧毁语境。

李尔使我们见到了经典杰作核心中的核心，就如我们读到《地狱篇》或《炼狱篇》中的一些特别的章节时那样，或如托尔斯泰的叙事作品《哈吉·穆拉特》一样。这里如其它地方一样，创造之焰烧毁了一切语境，给予我们可谓原初审美价值的东西，让我们摆脱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让一切可教之人去阅读和观赏它。

这已经把话说尽了，我可以做的只是随意列举几个私人记忆中的例子：杜甫的《梦李白》，里尔克的《罗马喷泉》（Römische Fontäne）、吴文英的《齐天乐·烟波桃叶西陵路》、《兔子富了》中哈利和老情人露丝重逢那一段、《奥德赛》中阿尔西努斯（Alcinous）的女儿瑙西卡（Nausicca）款待奥德修斯那一章、卡夫卡的《地洞》、《乡村医生》、《老残游记》中的“柏树峪雪中访贤”一章，等等。
在这些地方，语境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语言自身在熊熊燃烧。



江苏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由瞿绍基（1772-1836）于清中叶创始，乃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与齐名的皕宋楼等不同，瞿氏铁琴铜剑楼屡经丧乱（太平天国和抗日战争）而终未断绝，其大部分藏书于解放后由其第五代传人捐献给国家，现主要藏于北京图书馆，其传承之久，保存之善，在中国藏书史上算的上是一个奇迹。
瞿启甲（字良士，1873-1940）是瞿氏藏书第四代传人，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在印行《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之余，令“儿曹”辈将古本中的历代题跋抄录出来，汇刻为《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一书。
《集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篇是元刊本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的题跋，不仅篇幅最多（上海古籍1985年版中排印了27页），而且内容极其丰富。

初读此篇让人如堕五里雾中，因为它并不是一篇单独和完整的文章，而只是依卷次从书边逐条抄出的零篇碎语；尽管几乎每一条都记有日期和撰者名号（为此不得不对撰者表示赞赏），但仍然颇让人困惑：就日期而言，一则多用干支纪年，二则前后顺序紊乱，故而难以厘清；就撰者而言，一则非一人所作，二则一人多名，也难以识别。
不过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阅读体验，很像我喜欢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的作品。此翁惯于以不可知论哲学和强烈的符号学意识打造晦涩难解的文本，这种文本的特征恰如其分地表达在他的一部小说的标题中——《在迷宫里》。罗布－格里耶的小说也是由含义不确定的片断构成，而每个不完整的片断又用复杂多元且同样不确定的关系纽结在一起，于是阅读就成了如同侦探破案一般需要高度智力的能动性活动，而它带来的智性乐趣也就正在其中。
当然，类比只是类比，《元刊<通鉴>题跋》并非人为臆造，其独特的非线性结构是线性时间和线性文本在久远的相互作用中自然形成的，而随着阅读者“以意逆志”的“解构”和条分缕析的“重构”，它的本来面目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
处于谜团核心的“主要人物”叫严虞惇（1650－1713），常熟人，清初名士，《题跋》中或署名为“思庵”、“草草亭主人”。《清稗类钞》“散体文家之分派”一条记：“国初……士大夫以文名者，则推李光地、潘耒、孙枝蔚、朱彝尊、严虞惇、姜宸英诸人。中惟虞惇文陶铸群言，体近庐陵、南丰，……，余多不入格。” 按庐陵为欧阳修，南丰为曾巩，论者将虞惇与之相比拟，可见其格调之高。
严虞惇十三岁就开始读《通鉴》，而读这个版本的最早记录是1676年，最后记录是1710年，也就是说：从26岁读到60岁，这本书的阅读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的儿子严鎏感叹道：“昔司马文正公云：‘某修通鉴，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而先君子披阅至六七不厌，其精勤为何如，即此书而于他书可知也，我子孙其永念之哉！”
按《清史稿·文苑传》有一篇《严虞惇传》，仅寥寥百来字，极其干瘪、乏味；而《题跋》中却留下虞惇一生中许多吉光片羽的生活点滴，其生动真挚处，足以让一个早已湮没在历史记忆中的古人在读者眼前复活。
虞惇早年随父宦游，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中间一度因科场案牵连罢免，后复起用，历官国子监丞，大理寺副卿等职，累迁太仆寺少卿。
虞惇虽然从26岁起即反复披阅《通鉴》，但真正通读却要到1701年才第一次完成，当时因科场案被“摘官，索居无事，遂得终卷”，并辑出《通鉴提要》一书；此书在1710年最后一次读《通鉴》时又重新校订过，不过今日似乎已经失传。
1701年前后是虞惇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穷居京师，“索逋如猬，突烟不举，人生苦况，至斯而极，未来茫茫，作何归宿，可为太息也。”然而，令虞惇颇为自负的是，自己在如此境况下还能读书：“于如此窘迫中，尚能执笔披阅此书，谚云‘黄柏树下弹琴’，亦可想见余之胸次矣。”
1702年，虞惇不幸患病：“卧至三鼓，心痛大作，吐血数口，恐是死症，如何！” 此后约经过一年才重拾书册，病已早愈，而另有一桩大变故：“阅前记为之怆然。去年以十四日夜心痛呕血，……，几不能生。赖武陵君昼夜扶持，废寝食，奉汤药，逾月而复故，今武陵君先我而逝矣。昨赴东川师席回，空房无人，失声长恸，今复见前记，心摧胆裂，哀如之何。”这样沉痛感人的闺闱之情在“正史”中绝对是缺席的，只有在这种不成文章的私人文字中才能找到。
虞惇重新起用后，曾任大理寺副卿达5年以上，于是在1708曛?710年间的题跋中留下很多案件的记录。1710年大灾，在“通仓偷米”案审理中，“提督必欲诬入无辜五人于死”，而“邢部满汉堂遂互相推诿，殊失大臣之体”，虞惇在题记中讽刺道：“诗云：‘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言小人争知而让过也，有旨哉，有旨哉。”
因为不肯附会当权者而冤杀无辜，虞惇面临“降级调用”的危险，他在《通鉴》卷一百五十二后记下这样的感想：“呜呼，以不肯杀人媚人而降调，不贤于一岁九迁乎？盖自是而余浩然之归志决矣。”呜呼，虞惇的志节和不惜以人血染红顶子的酷吏相比，真可谓宵壤云泥哉！由此可见，读书纵无补于世道，毕竟还是有补于人心的。
总体灰暗的基调中，也有一些有趣的片断。如1710年中秋的一条：“传闻七月初六日淮扬之间雷霆风雹大作，有十二龙盘旋空中，如战斗状，鳞爪历历可见，…，亦异事也。”古代的神怪记今人往往当成神话看待，而在当时人们眼中，却是有根有据的实录，此例可为一证。同年七月的一条：“初患右耳聋，甚闷闷，知五官不可缺一也。”耳聋并不有趣，而最后的按语却颇可爱，有黑色幽默效果。
虞惇在书边留下的零星感触，如今看似平常，而在文网密织的清代，却是潜在的祸患，经历过科场案的他对此十分清楚：“中间评语，多有棖触，伤忌时事，但可藏之家塾，不可传示，凡我子孙记之。”

在虞惇之后，他的儿子严鎏又于1733年、1737年两次通读该书，并留下大量题记。如果说虞惇的题记多半只是借书边写的日记的话，那么严鎏在1737年腊月记下的这段话则是书本与阅读书本的人的生活相互渗透的一个例子：“自古治日少而乱日多，然未有如唐僖宗时者，藩镇无一人不叛，天下无一块净土。阅史至此，怨愤欲绝矣，加以岁暮诸逋猬集，天又阴雨，昼夜不止，岁月几何，堪此三闷于一日！”
如同科幻电影中不同时空中的人借助某种道具（如照片）而相遇一般，父子两人在书页边上找到跨越时间阻隔而相接触的通道。在《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后，虞惇于1700年记下：“时方绝粮，今日从逆旅主人借米五升，度过一日矣；明日以后，不知作何活计也”；33年后，严鎏在拜读“先人手泽”后感慨道：“读先大夫庚辰所记，时适罢官，淹滞京师，穷况至于此极。今日所遭，正复不减，可谓叹息流涕也。”
又，卷二百四十四后，虞惇记：“余于此书披阅已数过矣。今年马齿亦六十有一，未知此后更能再一阅否？”而严鎏所记为：“睹先君前记，不禁泫然，盖自庚寅后，于此书亦不能再阅矣。”
对于当时的虞惇还是不确定的未来的疑问，对几十年后的严鎏已经是无可挽回的历史，而两者竟吊诡地并置在一处，这不免让读者生起无尽的深思。

而就在同一页上，竟还有一个更为奇幻的时空“错乱”。那是另一位更早的读者、明代的文元发（文征明的孙子）与自己的四次相遇：“甲申年（1584）九月初七日申时四休斋记。 庚寅年（1590）八月初四日申刻再记。视前记恍已七年。日月如流，老景渐增，不知此后眼目如何，尚能一再阅否？ 丁酉（1597）十一月十一日再阅，时年六十九。发。 庚寅岁笔记谓：‘不知此后尚能一再阅否？’不意越八年而丁酉再阅一遍，又四年而辛丑（1601）又复一过，真日月如流，固不知老将至而耄及之矣。漫记此以验此后目力，尚能涉猎否也。正月十有八日，时年七十有三。”
博尔赫斯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写到老年的自己和青年的自己跨越时空相遇并交谈，其构思之奇诡令读者惊艳。而结结实实地把《通鉴》读了4遍的文元发一生中竟3次在时间之流中与自己相遇，这不得不让人感叹现实永远比虚构更奇幻。
不过，1601年的文元发当然不可能像无所不知的小说叙事者一样，知道这次阅读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更不可能知道仅仅一年后，他的儿子文震孟就读到了这段题记并为之“悲恸”——此时，他自己已经辞世，而儿子文震孟也已不幸地成了“孤孟”。

元刊本《通鉴》已知的最早收藏者是明代苏州大文豪文征明，之后在书边上留下痕迹的还有其长子文彭，文彭次子文元发，曾孙文震孟、文震亨。
明朝亡后，文震亨绝食而死。《通鉴》因为亲戚关系转到严家，传入严虞惇父亲手中，之后历虞惇、鎏而传到严有禧。在全书最后一卷后，严有禧留下一段总结性的话：“惟是书向藏文氏，后传吾家，名贤之遗迹存焉，先人之手泽在焉，亦一家宝玉大弓也，凡吾子孙其共守之，其共珍之。乾隆（1752）壬申六月十三日。有禧谨识。”
和铁琴铜剑楼的大部分善本藏书一样，这部书如今就藏在北京图书馆。这一点既不足为奇，又令人震惊：这样一个记录了湮灭在明清两代几百年历史中的一些普通读书人的极度私秘的阅读和生命体验的载体，这样一个能让不同时代的人们穿越时空相聚一堂的场所，这样一个极具后现代互渗、自涉特征的的奇特的前现代文本，果真以雕版印刷的宣纸的形式、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世界中的某个角落里吗？
如果这个角落真的存在的话，我想它的名字只能叫做——“永恒”。


2008/07/13 23:01

对嘉祐年间的“多士”，欧公颇有“长育成就”之功。
一方面，欧公“学推韩愈、孟子而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六一居士集序》）；另一方面，欧公更“以奖进天下士为己任，延誉慰藉，极其力而后已”（《郡斋读书志》）。
读欧公诗文集，其对晚生后进少有才行者，多不吝其赞词，勉励有加，绝无嫉贤妒能之俗态。比如他第一次读到苏轼的文章时的反应：
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与梅圣俞书·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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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吴子良《林下偶谈》所记：

欧公凡遇后进投卷，可采者悉录之为一册，名曰《文林》。公为一代文宗，于后进片言只字，乃珍重如此，今日可以鉴矣。

嘉祐间开始崛起的人物，如王安石、刘敞、三苏、二程、曾巩等，（除老苏外）都是欧公的后辈或门生，其中年纪最长的刘敞也少欧公12岁；这些后起的才俊对欧公固然有“师尊之”的一面，但另一面却也有学术思想上的“代沟”，而其中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刘敞和王安石。
刘敞字原父，庆历六年进士；皇祐元年，欧公知颍州，当时原父正服丧居颍州，二人的交游始于此。欧公书简集中收与原父书简二十八首，数量仅次于梅尧臣，而诗集中与原父唱和之作也尤其多，由此可见二人相得之深。
原父学问极渊博，遍及经史，旁通释老，乃至天文地理，卜筮医药，无所不通，与欧公相对狭窄的治学取向大不相同。叶梦得《避暑录话》记：

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有敢抗衡者。刘原父虽出其后，以博学通经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父，及书梁入阁事之类，原父即为剖析，辞辩风生。文忠论《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父每深言经旨。文忠有所不同，原父间以谑语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

又如潘永因《宋稗类钞》所记：

刘原父在词掖，欧阳文忠公尝折简问：“入阁起于何年，阁是何殿？开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废？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详，乞示本末。”原父方与客对食，曰：“明日当为答。”已而复追回，令立俟报。原父就座中疏入阁事，详尽无疑。原父私谓所亲曰：“好个欧九！既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东坡后闻此言，笑曰：“轼辈将如之何？”

原父为晚辈，但在学问上颇能凌驾欧公；而欧公之不耻下问，亦可见其心胸雅量。盖欧公为学，正大平易，而精深不足。西儒有称中国古代士大夫为“dilettante”者，以其于政治、学术、文艺无不涉猎，而于所涉猎皆浅尝辄止，达不到professional的水平也。以此论欧公之学，则颇中其的：如其治史，则重议论而轻考订，治经，则取其平易而遗其深旨，治金石，则又不通古文字，因此虽好之至笃，却不能脱嗜古之习而入于考古之境也。
而原父为学则颇似后世的专家、学者，比如他与欧公同好金石，但对于先秦彝鼎上的“奇奥铭识”却能够“案而读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庐陵学案·侍读刘公是先生敞》）。以近人喻之，则欧公颇似梁启超、胡适之类，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进程，而原父则似王国维之流，所造精微，能对后世学术有深远影响。
然而，欧刘之学的差异还不仅在于此，还有更根本的分歧；《庐陵学案》中节选的短短一段《公是先生弟子记》记录了原父与欧公的一次学术争论，而这次争论的内容对于了解嘉祐间重大的学术变迁恰好非常有价值：

永叔曰：“以人性为善，道不可废。以人性为善，道不可废。以人性为善恶混，道不可废。以人性为上者善，下者恶，中等善恶混，道不可废。然则学者虽毋言性可也。”刘子曰：“仁义，性也；礼乐，情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人情为礼乐也。非人情，无所作礼乐；非人性，无所明仁义。性者，仁义之本，情者，礼乐之本也。圣人惟欲道之达于天下，是以贵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导其流而塞其源，食其实而伐其根。夫不以道之不明为言，而以言之不及为说，此不可以明道而惑于言道，不可以无言而迷于有言者也。”

按欧公治学有一种强烈的理性倾向，具体的体现就是善于怀疑，如疑《易传》、《河图》、《洛书》、《春秋三传》为伪托之书等，开启了疑伪的先河（对朱熹颇有影响），而其所疑也多为后世所证实。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欧公的怀疑很多凭借的只是一种常识（common sense），而非高深的历史学、训诂学考订，如其《问进士策题五首》第五（文集无系年）：

问：周天子之田方千里，号称万乘，万乘之马皆具，又有十二闲之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车马，车马岂不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其牧养之地又几何，而能容马如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广矣，常患无马，岂古之善养马而今不善乎？宜有说以对也。

古来治经学者大概很少有人会从数目的角度去思索“千里”与“万乘”之间的关系，因为经学家对于“圣经”往往有一种近乎宗教的神秘主义态度，因此，开始以一种“常识”的目光来重新审视经典，这其实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向。
欧公的这种理性倾向与西方启蒙主义早期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之流——的思维方式颇相近，或者用更近的例子，则可以再次拿胡适来比喻；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将传统经师津津乐道却难以稽考的三皇五帝夏商略过不谈，从有可靠文献可征的西周后期讲起，其治禅宗，则破除禅宗神话般的传承谱系而还其以史实的“真相”，其思想务求明晰，表述追求浅易，绝不容一丝神秘色彩的残留，这些与欧公的学术思想风格颇有可比拟处。
欧公似乎天生具有一种“去魅”的本能，他似乎容不得任何超越日常理性之外的东西存在，因此，对于在后辈中渐渐兴起的性理之谈，欧公自始至终是不以为然的。他这种态度的好处在于能够破除迷信，但其缺点则在于失之肤浅——这种“肤浅”似乎是启蒙期的思想的共同特征，如前面所举伏尔泰、狄德罗、胡适之流，在当时名噪一时，但以后世的眼光衡量，则其学术思想多缺乏深刻、持久的价值。
以欧公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本质，是要拨乱返正，回复“孔孟之道”，但古文运动本身还是在“孔孟之道”的外在形式上着眼，即所谓“礼乐”，而其治学追求的则是通经致用，如上引《问进士策题五首》，从谈周礼转到宋代的马政；而之后的“第二期宋学”（钱穆《初期宋学》）则前进一步，开始探索“礼乐”的终极的、内在的依据，于是进而及于性理之学。
如前引欧公“道不可废，故毋言性可”的说法，貌似很有逻辑性，但未免太“一根筋”而缺乏深思。按欧公所论，既然无论性善或性恶，“道”都不可废，便只需讲“道”就可以了，不必讲“性”之善恶。而对于刘敞这一代新学人来，“性”正是“道”之根本所在，如果说“道”是“然”的话，“性”就是“所以然”，所以是不得不讲的。欧公的局限就在于，他只注意“孔孟之道”的行为规范和政治实践（用），而对深入寻求其内在的、超越的根据（体）不感兴趣，这就使他对正在兴起的“道学”缺乏理解的能力。
关于欧公对性理之学的态度，还有另一桩著名的公案，即《答李诩二书》。李诩生平不详，欧集中《答李诩二书》也无系年；不过，据《尚书比部员外郎陈君墓志铭》可知，欧公与李诩的认识是在至和元年；之后李诩将自己所著《性诠》三篇寄给欧公以求印可，欧公遂有这两篇回信。
《答李诩二书》的观点与前引《公是先生弟子记》中欧公之语完全一致。欧公提出“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的命题，并列举经典以证明之；他认为，“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重要的是“习”，而不是“性”，因此“性之善恶不必究也。”
欧公的这种看法颇为后来理学家所诟病，是可想而知的；余英时先生说此文是“他拒绝开拓‘内圣’领域的凿凿确证，也难怪朱熹虽推重他的多方面的儒学成就，却也不能不说他‘于道体犹有欠阙’了。”（《朱熹的历史世界》，P.40）——其实朱熹还算客气，以理学的标准来看，欧公平生措意似乎还停留在“道用”的层面上，还谈不上“道体”吧。
欧公的这个认识盲点在他与王安石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戏剧化。
王荆公是庆历二年进士，是年欧公为同考官，但当时似乎并未特别留意荆公；直到庆历七年，欧公才从曾巩处读到荆公的文章，并大加赞赏，以为“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由此可见，欧公基本上还是以“文”而重其人的。
而荆公的自我认知却与此大相径庭。至和元年，欧公返朝，与荆公见面，有赠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以韩愈比拟荆公，似有传文坛衣钵之意；而荆公却颇不客气地酬之以“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意谓自己的志气远大，要越过韩愈的“因文见道”而直窥孟子的心性之学了。
至此，欧公已经从一二十年前开一代新风气的先驱人物变成与新兴的学术思想扞格不通的旧派人物——北宋后期学术思想的活跃程度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

至和元年之后，欧公官运亨通，位至宰辅：嘉祐五年（1060）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即所谓“叨尘二府”）；熙宁四年（1071）致仕，五年辞世，谥“文忠”，最后的官号全称为：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太子少师致仕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欧阳修。
欧公晚年长达十七年的仕途生涯贡献不可谓不多：在礼部，除多次主持朝廷大礼外，还主持修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而当时外交和科举也隶于礼部，故有至和二年的使契丹和嘉佑二年权知贡举（此榜最称“得人”）；在翰院六年，所草制诰汇编为《內制集》八卷；在史馆、秘阁，则修成《新唐书》和《崇文总目》；英宗即位，公有定策之功；另外，作为中枢近臣，公对边防、学校、救灾等亦多有建明。
尽管如此，欧公的内心并未被春风得意的轻快充满，相反的，倒时常流露出厌倦、苦闷，甚至愧疚。《內制集序》云：

予在翰林六年，……天下无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号令，训戒约束，自非因事，无以发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无所遇以发焉。其屑屑应用，拘牵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

此处的“宜可羞也”，固然有自谦的成分，但若与其它诗文中流露出的类似情绪合看，则似乎有其真诚的一面。如《感兴五首·斋于醴泉宫作》，第一首中的“多病惭厚禄，早衰叹余生”，第二首中的“怀禄不知惭，人虽不吾责”，第四首中的“禄厚愈多责；挟山以超海，事有非其力；君子贵量能，无轻食人食”。
然而，若仔细咂味，则可知欧公的所谓“惭厚禄”，其背后更真实的动机是对闲适生活的念兹在兹和对繁巨政务的不胜其烦，如《和圣俞感李花》的“中年多病壮心衰，对酒思归未得归”，《出郊见田家蚕麦已成慨然有感》的“收取玉堂挥翰手，却寻南亩把锄犁”，等等。
而嘉祐四年的《盆池》中表达的苦闷最为强烈。这首诗用对照的手法，前半部分描写“奔涛击浪”的“西江之水”中的蛟龙“突然远引千丈去”的自由雄奇，后半部则写困在墙边陶盆里的小鱼：“游鱼拨拨不盈寸，泥潜日炙愁暴鳃”，最后，他将自己的处境与鱼相比：“鱼诚不幸此跼促，我能决去反徘徊”——此诗意象似从庄子的“鲲鹏”和“涸辙之鲋”化出，困鱼象征着现实处境，而蛟龙则象征着自由的理想。
至于“我能决去反徘徊”的原因，倒并非是贪恋富贵，欧公在《续思颍诗序》如此解释：

盖自嘉佑、治平之间，国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时也。而非才窃位，谤咎已盈，赖天子仁圣聪明，辨察诬罔，始终保全。其出处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盖自有蹉跎之叹又复一纪矣。

欧公四十四岁时已有归老之计，而六十四岁时仍未得退休；二十年间，归颍之志“未尝一日少忘”，而竟始终无法如愿，人生不称意如此，难怪欧公晚年诗文多苦闷、无奈之语。然而，能去而不去的主要原因，还是对“国家”有一种责任感：虽然“本我”已经向往隐退闲适的生活，但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仍然在 “超我”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欧公晚年漫长的官僚生涯，正是在这种情与理的紧张中度过的。
当然，这十几年的生活中不可能没有乐趣，京师虽然没有滁、扬、颍等地的山水林壑之美，做京官也远不如做地方官那么清闲，但京师人文繁盛，师友故旧很多，因此社交和文化生活要远比在地方上丰富。这一点，从欧公诗集中这个时期的酬唱之作可以看出，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礼部唱和诗集》。
嘉祐二年春，欧公以翰林学士权知贡举。按当时的制度，为杜绝作弊请托，知举官及其他考官，一经“受诏”，必须“径赴贡院”，待人员到齐，贡院即锁门与外界隔绝，要等到考试全部结束后才能“出院”回家。此年，参与贡举事的官员如王珪、梅挚、韩绛、梅尧臣等，极一时文学之选，锁院长达五十日，待遇又极优渥，因此诸公事务之余，遂相与唱和为乐；欧公《归田录》记此事甚详，文极可读，故全引如下：

嘉祐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翰长王禹玉、侍读范景仁、龙图梅公仪，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为小试官。凡锁院五十日，六人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禹玉，余为校理时武成王庙所辟进士也。至此新入翰林，与余同院，又同知贡举，故禹玉赠余云：“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余答云：“昔时叨入武成宫，曾看挥毫气吐虹。梦寐闲思十年事，笑谈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试黄金带，顾我宜为白发翁。”天圣间，余举进士，国学南省皆忝为第一人。其后景仁相继亦然，故景仁赠余云：“淡墨题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继前尘。”圣俞自天圣间与余为诗友，余尝赠以蟠桃诗，有韩孟之戏，故至此赠余诗云：“犹喜共量天下士，亦胜东野亦胜韩。”子华笔力豪瞻，公仪文思温雅，皆劲敌也。前此为南宫试官者多窘束制条，不少放怀，余六人欢然相得，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史奔走往来，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绝倒，自谓盛事，前此未有也。

欧公晚年之乐，无过于此。盖北宋以抑武崇文、优待士大夫为家法，而仁宗尤以宽仁好士著称；从开国至此，经过近百年的涵养，有宋的士气、文采遂臻于极胜。陈寅恪先生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今人多以宋代的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成就来理解这一论断，固然不错，但恐怕还有一层意思，即赵宋之世是三代以下最接近文人士大夫道德理想的一个社会，故有所谓“后三代”之称；其中仁宗之朝又堪称治世中的盛世。
而如果要从仁宗朝选一年作为“韶华盛极”的代表，那么嘉佑二年将是不二之选；这一点，只需列举这期进士中的一些人名即可证明：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吕大均、吕大临——我不相信从古至今还有第二张进士榜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阵容。


今人有以默存先生节行不及义宁陈老而轻诋之者。
夫陈寅老之志节诚高矣，然天壤间岂易得一陈寅恪哉？以其学之深、志之高、守之固论之，则五十年间无过之者也。然因是而贬默存先生为第二等人物，乃至目之为犬儒苟存之小人，则毋宁太过乎！
太史公冲虚道人之乱，寰宇振古未闻之奇变也，毛润之之人，千年未见之枭雄也，当时是也，神州淆乱，礼乐崩坏，人心沦丧，斯文涂地，此古所谓“率兽而食人”之世也。
而默存先生力不足匡世，德足以自守，求完卵于覆巢之下，默然而存其生，其何罪哉？唯不死而已也。
且寅老之于默存，亦有所不同以助之成其节也：寅老长默存先生二旬，本朝开国时已届花甲之年，声名早著于海内外，又衰年瞽目，远居岭表，遂得以全其抱残守缺之志，不及受辱而辞世，一大幸事也。
而默存先生开国时年不及四十，成名虽早，德望则无以望寅老之项背，又身处天子脚下，避无可避之处，遂大隐于同文馆，此古智者全生于乱世之道，未足以深责也。
而本朝中兴以来，二十年间，默存先生执意不与世俯仰，索居屏处，乾乾为学，虽暴得大名，而心不为之稍动，毁誉无以乱其志，故默存先生之乐，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之乐也，仲尼“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之乐也，而论者竟以先生之乐为先生“无心肝”之证，则世道之浇薄，人心之躁竞，何可言哉！
呜呼，举目当世，有蹈死以求名者，有曲学以阿世者，有穷形尽相以媚俗者，而未见甘于默而存者，未见其学不为世所知而不改其乐者，而虚妄之人，遂敢自高其身以横议先生，哗庸众之耳目以邀一时之虚誉，则今人之不知自省又如是也。
噫！郁郁乎文哉，吾从默存先生乎？微斯人也，吾谁与归！

好男陆川：http://blog.sina.com.cn/piggy

好女江一燕：http://blog.sina.com.cn/jiangyiyan

六月七日夜起坐殿庑取凉

畏暑中夜起，出门月露清。晶荧卧银汉，错落低玉绳。
网户闭妙香，石楼栖古灯。风从何处来？殿阁微凉生。
桂旗俨不动，藻井森上征。榱楣共突兀，鬼物相枝撑。
彭觥铁拄杖，磔磔栖燕惊。俗人岂解事，鼻息春雷鸣。
大星送晓来，四窗炯微明。颢气澡肌骨，栩栩两腋轻。
乘风欲归去，骖鸾羾青冥。却恐方平知，浪得狡狯名。

中国人民对国家领导人体贴入微，对政府总是怀着最大的理解和善意，对过去的错误勇于遗忘，将未来拱手托付给政府。但凡日子还将就过得去，中国人民绝不批评政府，甚至绝不允许任何人批评政府，否则即是卖国。
中国人民是全世界最好的人民，于是中国也无希望成为世界第一流国家，因为the greatest people is the ungrateful one。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四十八岁；五月，除丧服，自颍州赴京，寻迁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修《新唐书》）；是年冬，欧公作《述怀》诗，其诗云：

岁律忽其周，阴风惨辽敻。孤怀念时节，朽质惊衰病。
忆始来京师，街槐绿方映。清霜一以零，众木少坚劲。
物理固如此，人生宁久盛。当时不树立，后世犹讥评。
顾我实孤生，饥寒谈孔孟。壮年犹勇为，刺口论时政。
中间蒙选擢，官实居谏诤。岂知身愈危，惟恐职不称。
十年困风波，九死出槛阱。再生君父恩，知报犬马性。
归来见亲识，握手相吊庆。丹心皎虽存，白发生已迸。
惭无羽毛彩，来与鸾皇并。铩翮追群翔，孤唳惊众听。
严严玉堂署，清禁肃而静。职业愧论思，文章惭诰命。
厚颜难久居，归计无荒径。偷闲就朋友，笑语杂嘲咏。
欢情虽索寞，得酒犹豪横。群居固可乐，宠禄犹难幸。
何日早归身，江湖一渔艇。

与通常的酬唱之作不同，这类“述怀”诗并不基于特定的社交情境和言说对象，而是近于内心独白，即诗人有感于内而不得不发的最深刻实感的告白（confession），因此无论其艺术的感染力还是心理的真实性来说，都是普通的酬唱之作难以比拟的。
本诗以岁末的萧杀气象起兴，然后迅速从对季节转换的哀叹转为直抒胸臆的身世感慨；盖值此行知天命之年，而适逢从“十年困风波”到“来与鸾皇并”的重大转折，难怪欧公心潮难平，悲欣交集，写下了这篇全面回顾其平生遭际的长诗。
按欧公于庆历五年（1045）以孤甥张氏案遭牵连，贬知滁州，之后历知扬州、颍州、应天府，既而丁母忧，至是年才返回京师，此即所谓“十年困风波”所指（实为九年）。
欧公庆历之逐，直接原因是张氏案，而真正原因则是因为“朋党”。当时庆历新政失败，杜衍、韩琦罢相，范仲淹、富弼外放，欧公作《朋党论》以辩其诬，于是反对派借张氏案附会而遣除之。
按欧公一生凡三次外放，庆历五年是第二次，第一次则是景祐三年（1036），同样与范仲淹密切相关：范公言事忤宰相吕夷简落职，欧公恨司谏高若讷居其职不言其事且私论范公当遣，于是写信切责高若讷。
欧公文章以平易和粹见长，有“敷腴温润”（朱熹语）、“纡余宽平”（陈亮语）之称，而《与高司谏书》一文却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如一腔浩然正气以倾泰山、挟风雷之势涌出，读之使人奋然兴起。以下略引数语以示之：

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
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
高若讷收到信后勃然大怒，果然将此信“携之于朝”，而欧公亦果然以“显露朋奸之迹”贬为峡州夷陵（今宜昌）县令。时欧公年刚三十，血气方刚，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此即《述怀》所谓“壮年犹勇为，刺口论时政”也。事后他一度担心自己有“责人太深以取直”之嫌而反躬自省，终“自决不复疑”：

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门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往时砧斧鼎鑊，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就之，与几席枕籍之无异。有义君子在傍，见有就死，知其当然，亦不甚叹赏也。（《与尹师鲁书第一》）

今人论欧公，多知其为北宋古文运动之领袖，而“古文运动”又主要被看成是一个文学史中的事件，因此关于“古文运动”的议论多从文学视角（即文体风格）上着眼。而事实上，在当时人眼中，所谓“古文运动”，其实更是对已经断绝的儒学道统的重新延续（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专门论及作为“道学”发生的一个环节的古文运动，见《绪说》第三节），如苏轼《六一居士集序》所说：

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

东坡所谓“七十余年”、“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与欧公所谓“五六十年来”、“沉默畏慎”大体相符；由此可见，欧公之上接“韩愈孟子”，并不止于对“古文”的恢复，更重要的还是对“古道”（通经学古、救时行道、犯颜纳说）的恢复。
欧公之学，无论其诗、文还是其儒学思想，大抵来自韩愈；然而北宋人之尊韩愈，欧公并非首倡，之前已有柳开、穆修等人，而欧公“早工偶俪之文”，直到中举后、任职于西京钱惟演幕府期间，才从同僚尹洙处读到韩愈的文章；但因为他天赋高、成就大，所以才凌驾前贤，被尊为开一代新风的古文运动领袖。
欧公初次接触韩文的年龄应该是二十五岁，而贬官夷陵在此后五年，当时受“古道”影响已经颇深，故虽遭遇逆境，而志气不为之稍挫，在写给尹洙的信中，他如此自勉：

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

范仲淹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句，正与“其心欢戚无异庸人”相反；此事“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而能免于“此累”者，则无疑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公莫属。当时欧公与范公风义相投，交往密切，因此，欧公的思想气质想必也受到了范公的影响和感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欧公自戒“慎勿作戚戚之文”，着眼点仍限于“形于文字”，然则不“形于文字”的内心感受似乎并不在“戒慎”之范围，这一点确实带有明显的“古文”运动的印记，与后来的道学家的论调（“慎独”）大不相同。
欧公此次贬官时间并不算太长，康定元年（1040），西夏犯边，韩琦、范仲淹等纷纷起用，寄以方面重任；欧公亦于八月回京，先在礼院就职，庆历三年擢知谏院，此即《述怀》诗中所谓“中间蒙选擢，官实居谏诤”也。
这个时期欧公的思想很活跃，文集中《正统论》、《纵囚论》、《准诏言事上书》、《本论》、《为君难论》等可为证；在政治方面，这也是欧公一生中最积极、最激进的时期，特别是庆历三年（1043）任知谏院后，引用人材、议论国事，“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回避”（《长编》庆历三年，内侍蓝元震语），将台谏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乃至引起了“威福之柄或移于臣下”（《长编》庆历三年，翰林学士苏绅语）之讥。欧公此时的激进程度可举以下一例为证：

王举正懦默不任事，谏官欧阳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请罢举正用仲淹，遂改参知政事。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愿与韩琦出行边。命为陕西宣抚使，未行，复除参知政事。（《宋史·范仲淹传》）

从范仲淹的反应可以看出，欧阳修以谏官的身份举荐宰相人选是不符合当时的惯例的，因此范公虽蒙推荐而“固辞不拜”；然而范公最终竟除参政，从此处也可见出仁宗当时对欧公信任之笃与欧公自任之重。
然而，欧、范之辈“以天下为己任”虽然出于大公之心，但在异类看来却是朋党为奸；范仲淹庆历三年八月入相，九月上十条新政，而明年六月即自请行边，表面上是“边陲有警”，实际则是因为新政触犯了即得利益者；五年，欧公之“党”（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去，欧公亦贬滁州。

望蓬莱（咏馎饦）

食店好，馎饦最奇瑰。玉屑无穷抟作块，琼瑶一片细匀开。须使宝刀裁。 呈妙手，用意稳安排。碗内梨花新贴样，箸头银线稳挑来。餐了趁蓬莱。



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四十五岁的范成大受命出使金国。这次派遣使者乃非常之举，名为“祈请使”，目的有二：一是求赵宋皇室陵墓所在的河南鞏、洛之地，二是重议两国交换国书的礼仪。
此时距金灭北宋已40余年，南宋与金国划淮河为界，中原沦入异族之手，南宋皇帝偏安于南方，以“侄儿”的身份卑事金国。以当时北强南弱的不平等势态，南宋想以“祈请”的方式收拾失去的河山与尊严，不啻于痴人说梦。就连宋孝宗本人也知道，此行不但没啥胜算，还凶多吉少，他临行前对范成大说：“朕不败盟发兵，何至害卿！啮雪餐氊，理或有之。”这就是让他做好当苏武的心理准备了。
范成大此行著有旅行日记一卷，名为《揽辔录》，取东汉名士陈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意思。据此书记载，他于六月“出国门”，“八月戊午”渡淮出国界，十月“戊午”复渡淮归来（《宋史·孝宗本纪》误为九月，《范公神道碑》正确），故在金国境内逗留时间恰好为两个月。
按中国现存最早的私人日记是唐李翱的《来南录》，是一部纪行之作。到北宋时，士大夫作日记者已经很多，其中以王安石的《日录》篇幅最为浩繁，有八十卷之多，然而多记政事，实为一种私家史乘。而大多数早期的私人日记皆为篇幅短小的纪行之作。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旅行乃是一段每天都有值得记忆的新鲜体验发生的特殊的时间，与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不同，所以，既便许多没有记日记习惯的人，到旅行的时候，也会自然地产生记日记的念头。
范成大乃南宋诗坛巨匠，与陆游、杨万里等并成“中兴四大家”，以“清新妩丽”而又“奔逸俊伟”的诗风驰名于世，历时不衰。范成大是一个眼界开阔而感觉又极其敏锐的观察者，对自然界的山水泉石充满热爱，对俗世的人情之美、升斗细民的悲欢富于理解之同情；他有很强的好奇心，对于殊方异域、奇风异俗都报以强烈的兴趣，在桂林做官时著有《桂海虞衡志》，竭力宣扬桂林山水为“天下第一”；他官至宰辅，风节凛然，一生宦迹又极其广阔（“予生东吴、而北抚幽燕、南宅交广、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万里，所至无不登览”），故胸中千丘万壑，下笔气象万千，以看似浅近平易、实则凝练遒劲的诗笔将一身的遭际见闻、一时代的世间万象纷然呈于纸上；另一面，范成大又是一个内心极其丰富、情感极其真挚的人，无论是感时、忧国、悯农、刺政还是伤逝、惜别、叹老、思乡，他的诗歌里总有一些特别细腻而个性化的体察，让人感受到他作为一个个体心灵的存在，而不仅仅某种应酬常谈、獭祭炫学式的修辞，用一句老话来说——他的诗里有“人”。
乾道六年的使金之行，是范成大一生中心情最为复杂的一次旅行，压抑、悲怆，而又满怀忠义豪情，因此《揽辔录》中的许多文字也特别感人。如写北宋旧都东京汴梁的残破：新宋门内“弥望悉荒墟”，“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撷芳（园）中喜春堂犹岿然，所谓八滴水阁者，使属官吏望者皆陨涕不自禁”；凡东京一门一楼，皆罗列其旧名与“虏改”之新名，貌似简单的记录，而板荡之痛与黍离之思却已尽在其中。
更让人心碎的当然还是中原的遗民，沦陷已久，“民亦久习胡俗”，“男子髡顶”，“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然而父老“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云：‘此中华佛国人也。’老妪跪拜者尤多”，“至灵壁县，民始扃户窥观”，“途有数故老，见使车潸然”。
除《揽辔录》外，此次使金之行还留下七十二首绝句，汇为《北征小集》，其中佳作甚多。如《蔺相如墓》：“玉节经行虏障深，马头釃酒奠疏林，兹行璧重身如叶，天日应临慕蔺心！”又如《会同馆》：“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皆慷慨言志之作，感人肺腑（其中“羝羊解乳”一语用苏武事，正与前述宋孝宗语相呼应）。
范成大的此次出使虽然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本来就是不可能达到的），但表现得风骨凛然，甚至连金主也认为“可以激励两国臣子”——弱国外交的极至也只能是争取一点精神上的尊严了。归国后，范成大得到朝廷的肯定，但很快又因刚直而被黜，于乾道七年受命出帅静江府（广西桂林），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南宅交广”之行。
这次旅行实际开始的时间已是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腊月七日，从老家吴郡（苏州）出发，南经湖州、余杭，至富阳而入风景如画的富春江。在余杭时与远送而来的亲友道别——即将远征蛮荒瘴疠之地，场面极其伤感：“君纵归，恐染瘴，必老且病矣。亦有御瘴药否？”“其言悲焉。呜泣且遮道，不肯令肩舆遂行。”之前更不得不将重病的乳母留在余杭，“分路时，心目刲断。世谓生离不如死别，信然。”真情流露，催人心肝，虽千百年之后读这段文字，也不禁潸然。
与众人别后二日就是腊月三十、除夕之夜，“发富阳。雪满千山，江色沈碧。夜，小霁。风急，寒甚。披使虏时所作棉袍，戴氊帽，作船头纵观，不胜清绝。”
此行湖山盛景无数，清丽文字盈帙，而此情此境此文，意境之佳，却让人一见之下，永铭于心。试想身披二年之前去国北征的寒衣，胸怀着二日之前与亲友诀别的凄怆，于此除夜之际，置身于寒江的扁舟上，心绪如无限宇宙中的一点孤明，所谓“不胜清绝”者，实是无以言之而强为之言了。
溯富春江，经桐庐、兰溪入衢江，然后经常山县出浙江、入江西的信江，经信州（上饶）、贵溪、余干而到南昌，登滕王阁；入赣江，乾道九年元月十二日至临江军（樟树），十四日游芗林和盘园——这两处都是当时著名的园林，乃至有“图本行于世”的，游览之余，范公不禁想起自己老家的石湖，那是他的产业，他自负若“得闲数年，则石湖真当不在芗林、盘园之下耶！”。除园台建筑“最有思致”外，这两处给范成大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几棵大梅、古梅，晚年隐居石湖后，他就全力经营石湖的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与梅”，并专门著有《梅谱》一卷，其爱好不可谓不深。
过临江军后即入赣江支流袁水，过袁州（宜春）、萍乡进入湖南境内。泛湘江南下，至衡山，谒南岳庙，因病未登山，然后陆行经永州、全州，三月十日，入桂林。凡水陆路程三千里，历时三月，著游记一卷，取韩愈咏桂林的“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诗意，取名为《骖鸾录》。
勿庸置疑，范成大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旅人。这不仅是说他广阔的游踪，还有他对山河的热爱，最重要的，他非同反响的观察能力、审美能力和文学天才，这使他能够把他的见闻感知转换为独特的内在体验和一流的文字。
其实，对于古代士大夫来说，因仕宦而四处游历并非罕见，但大多数人只会写一些例行的文字，无论是登临怀古还是厌宦游、思故土，往往流于程式；他们或沉迷于自己仕途的起落、或者障于书袋典故，很难真的打开心眼来细心观察眼前景物的地方特色和大自然千变万化的细微差异，也不能对民间的风俗民情产生真切的同情；这类诗人的作品，让你看不出他生活的时代是唐代还是清代，也看不出他吟咏的是岭南还是中原，尤其重要的是，你看不到背后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而范成大则是一个打开了心胸和慧眼的诗人，他目光如炬，他笔下的风物很少是通用的、一般的，而是富于一时一地的感觉特殊性，然而又不是现实的实证主义镜像，而总是用他的情怀和风格提升着外在的世相。
作为旅行家，范成大当然比不上徐霞客，但作为士大夫和诗人，范成大的精神世界却要远比徐霞客这样的“专业”旅行家更丰富。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许国无功浪著鞭，天教饱识汉山川”：他的饱览山川是与“许国”的抱负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为了“许国”，他才经受了“三方皆走万里”的艰苦旅程。
士大夫是必须“兼济天下”的，然而作为诗人，范成大又始终非常向往乡居归隐的田园生活。早在三十二岁时，范成大就曾写下“百叠海山乡梦熟，三年江路旅愁生”的句子，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对归隐的向往和对故乡的思念势必更加强烈。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误为1185年），范成大五十二岁，离四川制置使任，五月底从成都万里桥出发，十月已巳进入吴郡（苏州）的盘门。
和前两次怀着重重心事的旅行不一样，这一次的回乡之旅则是伴随着好心情：虽然与四川的同僚朋友分别不免伤感，但压倒性的情绪还是“归去来兮”的喜悦和轻松。这次的行程比较简单：沿岷江入长江，然后一路过三峡，经湖北、江西入江苏，从镇江转常州、苏州。此行有游记二卷，取杜甫“门泊东吴万里船”意命名为《吴船录》。与前二录相比，此书篇幅最长，也最为后人推重。
《吴船录》内容极丰富，除了记名山大川之美，如写峨嵋山佛光之奇如在目前，状三峡湍流之险惊心动魄，等等，也有许多人文历史方面的记载非常有价值，如记江州东、西林寺的唐代碑刻，抄录峨嵋牛心寺释继业所著西域行程等，颇有史料价值。此书文章之美，李慈铭以为更超过《骖鸾录》，不愧为中国山水文字中的典范，佳篇警句俯拾皆是，不烦赘引。
从乾道八年十二月出盘门到淳熙四年入盘门，范成大完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循环，从此结束了作为旅人的生涯。从四川归来过武昌时，他曾于中秋夜回忆自己十三年间，十一处见中秋，“其间相去或万里”，当时便想：若得自此“归田园，带月荷锄，得遂此生矣。”淳熙九年，范成大终于遂愿退休，从此在石湖度过了长达十年闲适而优裕的晚年生活，写下了最后的名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并为家乡撰写了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方志：《吴郡志》。
在最后的岁月里，他并不像丁尼生笔下老年尤利西斯那样壮心不已，仍然对旅行充满向往，但毫无疑问的是，每当中秋赏月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他从前度过中秋的那些地方：一生的漂泊已经沉淀在他内心，成为记忆中永恒的财富。

2008-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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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笔记六种》，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2版，279页，“历代史料笔记丛刊”
《范成大诗选》，周汝昌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版，286页，“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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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作家扎笛·史密斯（Zadie Smith）的小说《论美》（On beauty）是近几年来我迫不及待想要阅读的唯一一本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2007年第5期上读到其节译后，我就决心一定要弄到原文全本，而且我也已经相信，这位作家将是我今后忠实追看的对象。
《论美》出版于2005年，获当年布克奖提名，这是作者扎笛·史密斯的第三部小说。扎笛·史密斯1975年生于伦敦，父亲是英国白人，母亲是牙买加黑人，照片中的她五官清秀，肤色微黑，算的上是一位美女作家。
译者介绍说，《论美》是对E·M·福斯特的《霍华德别业》的一次致敬（Tribute）——这很有道理，最明显的证据：这部小说的男主角就也叫霍华德。可惜我没读过福斯特，《论美》给我的第一感觉是：简·奥斯汀再世。
说起来我一度是多么热衷于现代主义、先锋派，而如今仔细盘算下来，这么年在心中存留下来的最喜爱的英语作家竟然多半是所谓现实主义的，如：狄更斯、奥斯汀、塞林格、索尔·贝娄、厄普代克，……。
如果把先锋派比作短镜头快剪辑吊钢丝的天马行空，那么现实主义就是拳拳着肉的硬桥硬马，在看厌了先锋末流的自交繁殖的怪胎后，突然看到一位年轻的传统叙事大师横空出世，那简直跟几年看到《拳霸》中托尼·贾的古泰拳一样让人兴奋。
说扎笛·史密斯是简·奥斯汀再世首先是因为她的对话。简·奥斯汀小说的对话即使在经典小说家中也罕有匹敌，寡言少语的现代派小说家更是无法望其项背（类似的，现代艺术电影中的台词也极少，所以只能用眼神和背影演戏）；奥斯汀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无非衣食住行、日常琐事，貌似清浅如溪、无关宏旨，实则波诡云谲、惊心动魄，深刻揭示出日常生活底下的心理暗涌和人际关系的纷繁复杂的欲望与权力动力学——扎笛·史密斯亦如是。
《论美》有你能期待于小说的一切：辛辣的反讽、机智、穿透性的洞察、颊上三毫的性格描绘、画龙点睛的点评、临场感极强的场面描写、丰满激凸的人物塑造……不夸张的说，每一页都带来强烈的阅读快感——然而，和某些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快感的“轻逸”作品不同，《论美》不是拆下来不成片断的七宝楼台，而是一个高度有机的完整叙事，它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情感和智性内核，非常make sense。
故事的中心是一个混血家庭：贝尔西一家。父亲霍华德是英国白人，出生于伦敦的劳工阶层，自我成就的学者，专研伦勃朗，现在波士顿附近的威灵顿大学任艺术系教授；母亲琪琪，美国黑奴后裔，因为祖母受赠一栋大房子而跻身中产阶级，职业为护士；三个子女：长子杰罗姆，长女左拉，么儿利未。
霍华德和琪琪在一起恩恩爱爱地生活了三十年，然而这桩婚姻其实颇不般配，且不提种族肤色国籍的差异，单从知识水平上看，霍华德是满脑子高深理论的学院派高级知识分子，而琪琪则几乎算不上知识分子，她有限的一点书本知识多来自于环境的濡染。
在智力上，霍华德处于绝对强势，他主宰了整个贝尔西家的文化——这是一种近乎虚无主义的自由主义文化：充满智力优越感，对一切事物持批判态度，任何严肃的话题在贝尔西家只会引来讪笑。霍华德是贝尔西文化的教主和圣徒：他什么也不信仰，几乎什么也不喜欢（甚至连“美”也令他反感——在他看来那是一种充满政治色彩的文化虚构）。霍华德毕生的学术努力是消解西方的伦勃朗神话，在他看来，伦勃朗不过是一个为了糊口啥活儿都接、对雇主言听计从的艺匠、庸人，而历代艺术评论家对伦勃朗画作的种种天花乱坠的解读，在他眼里也只是一厢情愿的过度阐释、甚至有意无意的欺骗。出于对具像艺术的憎恨，贝尔西家甚至连一幅画都不准挂。
琪琪年轻时候是大美人，而小说开始时已经是一位年龄超过50岁、体重超过200磅的“大”妈，但依然气宇不凡，看上去像个非洲女王。和“孤高傲世”的霍华德不同，琪琪是充满爱心的地母：不仅像老母鸡一样全新呵护着家庭，还有多余的爱心付给医院里孤单贫困的病人。嫁鸡随鸡的琪琪努力模仿教授夫人的谈吐，顺遂丈夫的意识形态，也远离了自己的种族，用她的话来说，她用了她的整个生命/生活来爱霍华德。
而霍华德却背叛了她。这部小说的进程也就是这个家庭解体的进程。霍华德和琪琪情好甚笃、多年不衰，按小说中的原话：he never got over her face（他对她的脸百看不厌）。他的背叛与其说是出于情感或性欲需求，毋宁说是出于空虚和恐惧：解结构主义的学术信念无法给生命灌注任何意义，失败的职业的挫败感，对循规蹈矩的生活的厌倦，对老之将至的恐慌，…在焦虑的驱使下，他和多年的老朋友、一位女诗人同事（《论美》即是这位女诗人的一首诗，见P.153）搞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婚外情。这场婚外情没有带来浪漫和刺激，而是带来了更深的空虚、迷惘，乃至毁灭。
霍华德是一个失败者，他开设的课程只有寥寥无几的学生，他的伦勃朗专著每年都排在系里学术成果总结的最后一项，而出版时间总是——待定。他是一个活在知识的真空里的人，离开了学院派的理论语汇就无法说话，甚至面对妻子的痛苦而愤怒的指责时，他也要来一番高深晦涩的理论分析：

“是的，男人会对美发生反应……但并不止于此，这……这牵扯到美在此世中作为一种物质实在——而那明显禁锢并幼龄化了……但它确是真实的和……我不知道不这样说我怎么才讲得清……”（P.207）

霍华德知道在这种情况琪琪有多么讨厌他这种话语，既便如此，他仍然没有办法用“日常”的语言说话，这固然是一种书呆子气的表现，但更暗示着对这种高度理论化的知识的质疑：这样的与生活完全脱开了联系的智性到底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它从终极上给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霍华德和生活切断了联系，和大地切断了联系，也和自己内在的道德和情感根源切断了联系，这也表现在他和父亲的关系上。他的父亲是一位屠夫，两人在智性水平上鸿沟使他们缺乏共同语言；老父孤独地一个人生活在伦敦，日夜思念儿孙，霍华德却长达四年不去看望父亲。一次，在朋友的葬礼上突然感受到死亡的震撼后，霍华德半无意识地走到父亲门前；父亲一见到霍华德，立刻热泪盈眶，不善言词的他只希望儿子能稍微多陪自己一会儿，一起看看电视；他语无伦次地给霍华德讲他从电视上看来的七颠八倒的故事，引起了霍华德的蔑视和反感，于是只呆了十多分钟就离开了。
三个儿女中，女儿左拉与霍华德最相似，她成绩优秀，智商颇高，对任何事物皆可以轻松地“分而析之”，然而却没有哪怕一点点真正的艺术感受力；她崇拜父亲，满怀学术野心，却极端自私（“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她在观念上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但参加派对时却照样会穿上高得几乎无法走路的高跟鞋，她在生活中的表现十足像是一个虚荣、自卑而又愚蠢的高中女生。
两个儿子都背叛了贝尔西文化，他们不满足于作虚无干枯的空心人，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生命能量的深刻根源。长子杰罗姆继承了父亲的精英气质，但与父亲不同，他对高尚美好的事物怀有敬意；他顶着家人的反感和嘲笑，最终选择了那一切严肃之物中最严肃的（按贝尔西文化就是最可笑的）——宗教；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皈依的是自由主义的宿敌：天主教。
小儿子利未则完全继承了母亲的品性，他厌恶大学，认为大学里的人不懂人生；利未是一个富于正义感和友爱的人，他平均一年只读四本书，却会为书中海地人民所受的困难而义愤填膺；他喜欢自己的种族，喜欢和街头的黑人“兄弟”混在一起，成天戴着iPod耳机听黑人的说唱乐，模仿下层黑人的口音、俚语和举止，最后甚至和一群来自海地的移民交上朋友，一起在街上买盗版CD；他以溶入民众为荣，而他真诚而热情的态度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喜爱，连一位性格孤僻、难以接近、对美国人满怀仇恨的海地黑人最后也喜欢上了他——他这样评价利未：他想着他的每一个兄弟（thinks of all his brothers，P.404）。
如果说作者把霍华德塑造成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废墟或怪胎，那么与他相对的另一极就是蒙蒂·基普斯这个右翼保守主义怪胎。无论从学术（蒙蒂也是伦勃朗专家）还是政治立场上，蒙蒂都是霍华德的死对头：眼中钉、屁中痛（pain in the ass）。蒙蒂家财万贯，事业成功，社会地位高，是一个虚伪、势利、傲慢，咄咄逼人的既得利益者。他宣扬传统价值：天主教、社会秩序、家庭团结、妇女贞节；而在他道貌岸然的外表下，却藏着一个卑污的灵魂：他的家财来自于早期贱价收购海地民间艺术家的作品，他鼓吹家庭价值，但背着自己患癌症的妻子诱奸女学生，他以自己女儿的贞节自豪，却不知道女儿和霍华德勾搭成奸（这起奸情彻底让琪琪绝望）。
蒙蒂是一个冷酷无耻的投机主义者，但却是世人眼中的成功者，和他比起来，霍华德虽然可怜可叹，但还要让我们感觉亲切得多。蒙蒂自己也是个黑人，却竟然像白人保守主义者一样反对美国优待少数族裔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触犯了霍华德的自由主义信念，他奋起斗争，在系年会上提出要求，让蒙蒂向校方提交他即将开设的课程的大纲，以确认他的课程没有不利于少数族裔和多元化的内容。
两人在会上的一番唇枪舌战写得非常精彩：蒙蒂一向对自由主义不屑一顾，但面对霍华德的要求，他却以言论自由为辞来加以拒绝；而当霍华德要求知道他开设课程的“意图”时，蒙蒂又援引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否认文本有确定的意图；而满脑子后现代主义的霍华德反过来又攻击自称是“宪法原旨主义者”（constitutional originalist）蒙蒂竟然说文本的意图不确定……这一番观念较量既与当今的学院和政治意识形态切题，又深刻地贴和人物的思想性格，绝非脱离故事的掉文，稍知知识界动态的读者必定要会心一笑并深深佩服作者把握学院题材的超高功力了。
霍华德和蒙蒂是不共戴天的死敌，而两人的妻子却建立了一份奇异的友谊。蒙蒂的妻子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按威灵顿的一般标准看来，她可笑到了极点：苍老、衣着不得体，神经质，多愁善感，冲动，口口声声爱和奉献，等等。她是一种过时的、甚至绝种的类型，好像是几个世纪以前的那种女性和母亲：为了家庭任劳任怨，毫不羞涩地宣称自己是为了别人（家人）而不是自己而活着——这是违反现代欧美文化的政治正确性的。然而蒙蒂的妻子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也不在意什么“政治正确性”，她是完全按照自己内心的感受而生活的人，没有受到资本和教育的异化。正是通过和她的接触，琪琪才逐渐醒悟到自己的异化，在她的影响下，琪琪开始回归自己本来就强大“女性”意识，最终与霍华德彻底决裂。
至此我们不得不回顾作者的性别，面对自由主义的废墟和右翼保守主义的伪善，扎笛·史密斯给出的希望上似乎正是歌德说过那种永恒的女性（Ewige Weiblichkeit）。和“女性主义”那种强调政治的取向不同，这里所说的“女性”毋宁更像是人类学和心理学中所讲的那种原初的“女性”意识，它并不是真的只与生理学上的女性相关，而是无论男女的人类的共同的某种原始心理结构；这个结构具有无分化、包容的、泛爱的特征，它是一种与更广阔的存在建立无隔阂的联系的意识，和那种智性知识从中产生出来的分析的、批判的、侵犯性的“男性”意识正构成对偶；没有这种所谓的“男性”意识，则科学的、理性的文化无法产生，而丢失了“女性”意识，则又会走向情感的枯竭和信念的虚无，最终是文明和人性的泯灭。
用一句话来概括《论美》的观点，那就是歌德的那句老话：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

200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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